我1983年从西安交大毕业后去加拿大留学。事实上在1981年，我就曾随一个大学生代表团到东京访问。我当时被震惊了：东京人口密度如此之大，却秩序井然，非常干净。我这才发现我们以前的推辞有很多都是说不过去的，比如说中国很多地方很脏，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多资源少，可日本比我们的资源更少，人口密度更大，却能做到这一点，我想这是个管理的问题。当时我是学工科的，所以就下定决心要改学管理。那时我还分不清管理和经济有什么区别，就去学了一个MBA，后来还念了会计学博士。

　　在阿尔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做了三年的副教授，正好赶上香港科技大学刚刚建立，我就来了香港科技大学。1995—1997年，我一直在香港科技大学和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两边跑来跑去的教书，教书之余我自己也做些研究。但我发现仅仅是做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和教学对中国的帮助还是很小，我认为贡献比较大的做法，还是改变那些掌握大量资源的企业领导者的思维。

　　美国对企业家和经理人的教育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有100多年的历史，MBA是他们的主打产品，MBA是培养连长、排长的。虽然说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但是从娃娃抓起也要二三十年之后了，可我们现在就要竞争啊。我们必须从现在的企业领袖开始，从司令和军长开始培养，这就意味着要从EMBA教育做起。现在美国也转了方向，对EMBA的教育也越来越重视，这也是因为全球化后市场变化太快，竞争太激烈，企业家们都需要不断调整自己才能跟上变革。

　　1999年我到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以后，就从EMBA教育开始做起。那个时候，我又做了很多的研究，发现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要有一批很强大的企业；要有强大的企业就必须培养一批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家，而造就这些企业家就需要一些了解亚洲和中国的商学院。

　　尽管世界的顶级商学院都集中在美国，但美国商学院的弱点是：视野太美国，对亚洲的经济、市场和企业不够了解。而很多中国的商学院存在的问题是没有世界级师资力量，学生的来源太单一。这个时候我就希望做一个有全球视野的、真正了解亚洲而立足亚洲的顶级商学院，我和李嘉诚基金会取得了联系，正好他们也有建立一个商学院的想法，这就有了现在的长江商学院。

　　在长江商学院中，我希望培养学生具有全球视野，这就是我的“新洋务运动”思想，我把它归纳为“取势、明道、优术”。所谓取势，就是取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之势，把中国的民族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客户，为他们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的商业领袖；“明道”是希望培养的学生不仅要了解老祖宗留下的精粹，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人文精神，但是又不要拿洋人当爷；“优术”就是要在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勇于超越。

　　在做商学院之外，我希望将来有时间能为中国的慈善机构做一些事情，对中国慈善事业运作模式做一个颠覆式的改革。和谐的社会除了要培养更多中产阶级，还要照顾到弱势群体，所以慈善机构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这首先需要我们的慈善机构具有全球竞争力，有很好的项目管理经验，同时要整合全球的资源能力，不管是人力资源还是财力资源，再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跟踪体系。

　　对于海外留学生，我觉得他们倒不一定都要回国，有些人适合回国，有些人适合留在国外。回国创业不是唯一的报国方式，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全球其他的主流市场挣得一席之地，在世界和中国之间扮演一个桥梁的问题，这个贡献可能比回国更大。

　　我也希望在海外的留学生一定要学以致用。西方的管理经验是在其特定的环境中得来，但是西方的“道”能不能和中国的“术”相配，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全的解决方式，我们必须贯通中西来解决现实问题。